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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到1991年，经济园区设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园区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一条线。正如傅自应（2008）指出，在1984年，我国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这14个城市设立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4]。随后不久，我国又建立了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和湛江的11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值得一提的是，这11个开发区多数是位于之前的12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里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步改革中，每个城市都只开放一小块区域，而不是整个城市都开放，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重叠。1985年，我国又开放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1988年，中国开放了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接着，在1991年，我国又在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和天津港设立了四个保税区。这样，我国就成功地将经济园区从点扩展到线。

12月25日，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上述一系列发声，释放哪些信号？一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金融委召开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座谈会，释放了进一步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积极信号。

民生证券表示，近期股权融资政策密集出台，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和再融资新规对股权融资的长期发展形成助力，预计股权融资规模逐步提升，投行业务领先的大型券商业绩有望率先实现业绩改善。新时代证券认为，2018年定增市场融资规模下滑到3212亿元，相较2016年巅峰时期的1.13万亿元，下滑超过70%。可转债向下有债底的存在，向上具备股权的弹性，类似于此前的保底定增，定向可转债融资的放开，尤其是对于财务指标的突破，使得可转债有望取代定增成为再融资市场的核心品种。

第三，大湾区建设应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系统特征可以用“1 + 2 + 3 + 4”来形容，即一国两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三种不同海关（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及四大核心城市（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与其产业集群紧密联系在一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也必须根据其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来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香港应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服务业中心的优势。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应努力成为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深圳应定位成为研发和创新中心。

新京报讯（记者 张一川）9月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度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改革项目申报指南》，招募国内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相关社团，对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改革中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先行试点”等工作进行评估。

为了这份草案，毛主席、周总理曾彻夜不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前，它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1949年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