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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全球派遣服务合伙人张志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员工未能及时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以在同一纳税年度内的之后月份进行补扣；员工纳税年度内仅从一处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并通过预扣缴完成了全部专项附加扣除的，累计预扣缴税额即为该年度综合所得应纳税额，无需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减轻了征纳负担。
随后，在1992年初，我国又在包括沈阳、天津、武汉、和南京等更中部重点城市设立了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样，经济园区的建设就从点扩展到线。事实上，如Naughton（2018）指出的，到1992年，我国已经建立了六个经济特区（第一批的四个经济特区，加上海南和上海浦东），5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53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15个保税区[5]。
责任编辑：陈悠然 SF104当地时间2018年6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塞尔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共见记者时回答了有关中美经贸摩擦的提问。王毅表示，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中方采取的立场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规则和多边贸易体系。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同美方就如何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共识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讨论，希望并相信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合作共赢的结果。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一向说到做到，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也能够言而有信。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我国“广度开放”的历史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我国“深度开放”的动态演变进程，第四部分则探讨全面贸易自由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发展，第五部分是小结。二、广度开放如前所述，我国广度开放阶段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国策开始，一直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间。在广度开放阶段，中国的开放实践主要包括三项政策：建立各类经济园区、大幅度地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及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战略选择上，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逐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文逐一介绍这并讨论其影响。
参考文献[1] Amiti， M．， and J． Konings．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97 （5）： 1611–1638．
从过往的一些案例看，在诸如PPP等公私合作中，民间资本出现项目回款难、银行贷款难等老大难问题，成为民间资本参与政府投资“盛宴”的心病。张维智认为这种结构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本轮项目清单的完成得到改善的。“如果把这次项目推介作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契机，破除制度性、政策性壁垒，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放下负担，大胆去做，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